新文学社团与批评空间的开拓

2012年06月29日 13:0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323期 作者:刘忠 浏览: 我要评论 字号:

  【核心提示】中国现代文学几乎是与现代传媒同时产生并相互促进的,没有现代媒体的推动,就没有新文学的现代转型和发展。

 



  随着批评空间的开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由文学史描述、作家作品解读延伸至生产机制、出版发行等“中间环节”的研究。其中,以社团、报纸、刊物为代表的媒介研究,因为在作家、文本和受众之间所处的特殊位置,备受海内外学者关注。

  新文学社团与刊物:文本背后的丰富空间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与媒体中介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现代媒体凭借其拥有的物质力量和传播手段,促进了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另一方面,文学观念的新变也为媒体开拓了市场,并给其带来丰厚的利润回报。就这样,在媒体的参与和影响下,中国现代文学从外部形态到内在属性都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美国传播学理论家库利曾说,“传播的历史是所有历史的基础”,不同时代媒体的不同特点必然会对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人类精神生活产生深远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相同或相近审美追求、思想观念、艺术旨趣的知识分子,组建社团,发行刊物,对新文学的现代转型与价值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王晓明在《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一文中曾指出:“文本是文学现象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但是,它不是唯一的部分,在它身前身后,还围着一大群也佩戴‘文学’徽章的事物。它们有的面目清楚,比如出版机构,作家社团,有的却身无定形,飘飘忽忽,比如读者反应、文学规范。它们从各个方面围住文学文本,向它施加各种各样的影响。”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不仅改写了中国文学的“道统”,改变了以韵文为主导的古典文学运行轨道,也以一个社团的形式宣布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来临。其中,不仅有思想观念、文学意识的革新,也有文体类型、表达方式的变迁。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称:“媒体会改变一切。不管你是否愿意,它会消灭一种文化,引进另一种文化。”我们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几乎是与现代传媒同时产生并相互促进的,没有现代媒体的推动,就没有新文学的现代转型和发展。

  超越“同人”:新文学社团的角色迁移

  作为现代媒体之一,从1917年到1949年,新文学社团及其刊物的大量出现有两个重要时期。“五四”前后为新文学社团和刊物的“多元化”时期。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鲁迅、郭沫若、茅盾、冯至、高长虹等人都是“身兼二任”,编辑、创作并举,思想启蒙和文学创作依托刊物全面展开。此时期社团刊物的主要特点可以归结为:启蒙立场的确立、人学观念的传播、文体意识的自觉、自由多元的办刊姿态。从20世纪20年代“革命文学”的倡导到30年代“左联”的成立,再到40年代解放区工农兵文学的兴起,是新文学社团和刊物的“普罗化”时期。在民族国家语境下,文学刊物在持守人学内涵和审美属性的同时,开始有意识地超越“同人”范围,接纳或者转变为革命作家,为抗战呐喊,为新中国的到来欢呼。此时期社团刊物呈现以下几个特点:同人趋于分化;普罗化色彩趋浓;为了逃避国民党文化审查机制,刊物频繁更迭名称。

  在中国现代文学30年中,新文学社团所办刊物在文学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同人社团的创办不仅催生了五四新文学,而且也开辟了中国现代文学多元开放的新局面。《新青年》、《新潮》、《创造》、《语丝》、《新月》、《沉钟》、《浅草》、《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晨报·副镌》、《京报·副刊》等报刊先后成为知识分子传播思想和文学创作的重要阵地。据汪孟邹回忆,1915年陈独秀认识到文化启蒙的重要性,“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在筹组创造社过程中也有类似的共识,“有了刊物才有‘社’,刊物是‘社’的凝聚力之所在,刊物是‘社’的形象体现,刊物是使‘社’立足于文坛的唯一方式,刊物几乎就是社团的一切”。可以说,正是在众多报刊的支撑下,新文学才在短时间里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并呈现出多元开放态势。

  社团刊物相对独立的办刊宗旨,较易持守文学的人学内涵和审美属性。虽然如《现代》的自由主义立场、《文学杂志》的人性书写、《无轨列车》的新感觉呈现等。不过,正如鲁迅所言:“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面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彻底的中立与自由是不可能的,现代作家不仅有来自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重压,还有生计的威胁。五四时期,作家的经济来源主要有教研、写作和演出收入等。除少数剧作家外,五四文化人基本是靠前两笔款项来维持生活,“爬格子”和“卖文”是其收入中的重中之重。抗战前后,作家群体发生了很大变化,大部分积极响应“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号召,走上抗日前线,只有少数作家固守文学本位,在沦陷区和国统区的书房里从事写作和编辑工作。战争的紧迫形势使他们经济来源主要限于写作和办刊收入。30年代是一个杂志蜂起的时代,许多社团迫于竞争压力,借“普罗”、“革命”等政治诉求来扩大读者群,增加发行量。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社团刊物培育了大量的读者群。五四时期,新文学社团对读者的培育和影响主要是以报刊为媒介的,并以春风化雨式进行的,当时,大批青少年争相购阅《新青年》、《新潮》等刊物,里面的新思想、新人物不知激励了多少青年男女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这批青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成长起来,是现代出版物最早的受益者。随后,他们又投身于血与火的革命斗争,加入到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的大合唱中,进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生力军。无论是“多元化”阶段,还是“普罗化”阶段,社团刊物在培育新读者的同时,也为自己培育着文学市场。

  当然,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社团刊物也有它的先天局限性,尤其是同人社团所办的刊物,人员的聚散很容易影响到刊物的命运,思想的前后不一也左右着刊物的定位和走向,况且还受到战争、政治、经济等外力的影响。在血与火的年代里,一些社团刊物推动了人学观念的深入和艺术审美的传播,但也因此疏远了时代和大众,缺少了一份与土地和大众的血肉联系。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同人杂志研究”(项目编号:10YJA751048)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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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哲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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