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路线一直在国民党掌握之中

2012年09月23日 10:09 来源:人民网 作者:王美芝 浏览: 我要评论 字号:

  中央红军长征初期遭受重大损失的情报原因


  原载《党的文献》


  [摘要] 情报原因是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重大损失的原因之一。查阅国民党当时的报纸可以看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从计划到路线,一直在国民党的掌握之中。国民党首先察觉了红军突围的行动意图,又通过谍报人员获得了重要情报;原红军第三军团第四师参谋长张翼、上海中央局负责人和电台工作人员先后叛变,泄露了相关情报。据此,国民党较早地获得了中央红军有关转移的情报后,开始有准备地策划围堵红军的作战计划,致使中央红军沿着红六军团旧路突围时正中包围,遭到了重大损失。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长征开始的初期就遭受5万余人的重大损失,其中过第一道封锁线减少了3700人,过第二道封锁线减少了9700余人,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损失了8600余人,抢渡湘江时锐减30500余人,使出发时的8.6万红军,渡过湘江后只剩下3万余人。对此,史学界及当事人都有著文探讨和忆述造成这一重大损失的原因。笔者研究发现,蒋介石提前掌握了红军拟战略转移和转移路径的重要情报,使他有充足时间为歼灭转移中的红军作准备,这是导致当时中央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查阅当时国民党的报纸,从其报道中可以清楚看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从计划到行军路线,一直在国民党的掌握之中。


  1934年10月2日,香港《工商日报》刊登《共匪主力忽又东移,因东北两路已逼近伪都》说:“朱毛共匪,云集瑞金会昌各地后,原拟突围窜湘入黔,嗣因东北两路军,进攻长汀石城各地,日趋紧张,步步压迫,同时南路军又堵截周密,准备迎头痛击,共匪恐未能突破剿赤阵线,前后受敌,更促其早日消灭,故以正当进退维谷之际,非出一战,不能打破此垂危之局,故最近又将兵力移居长汀、宁化、石城等处,暂不突围,惟有死力与东北两路军顽抗,如胜则直出闽境,仍距赣闽待机发展,若败则突围赣西入湘图黔,联络贺萧各股共匪。”


  10月12日,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报道:“伪三军团四师长张翼(实为参谋长——引者注)投诚后,谈匪首彭德怀,早认赣南不能立足,有即窜湘入川企图。”


  10月15日,香港《工商日报》刊登《釜底游魂中之共匪谋出路计划》说:“赣南共匪数月前集中大部,突而进扰石城,势将逼近长汀,被东北两路军向其猛攻,遂窜回瑞金会昌雩都,因匪区早被我军封锁,其粮食与药品器械,完全告绝,又集中匪部,倾巢而出,欲冲过赣南窜湘入川,会合贺龙,再作企图,现据军讯,共匪知难死守老巢,昨啸聚三四万人,纷纷移动,进抵章河云江沿岸一带,以求孤注一掷。”该文还提到,匪共“知大势已去,不可挽救,乃最近下令各地撤兵赣南集中,同时在瑞金中央,召集会议,讨论攻守计划,闻当时朱毛彭等匪首,感于目前形势不良,拟早日西窜入湘,希图另谋出路”。


  10月16日,香港《工商日报》刊登《周浑元师收复兴国,各路军将直捣会昌,伪一五两军团溃不成军,瑞金长汀收复之期不远,萧克残匪窜扰紫金关》说:“预料匪或经信丰出南雄,窜湘西南入川。”


  10月17日,香港《工商日报》又刊登《东路军克复河田,匪决弃长汀西窜,东路军改取缓进策略步步为营》说:“汀匪四面楚歌,为避免全军覆没计,已决定放弃长汀西窜湘桂黔边境,实行向川青等省发展,重辟新匪区。”


  从这些报道中可知,国民党从1934年10月初开始,就已经掌握了中央红军拟进行突围转移的意图,而且确切知道红军突围必出赣西南经湘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突围行动计划。而中央红军从10月12日至20日分五路陆续跨过于都河开始战略转移时,国民党也及时获知这一情报。


  10月19日,香港《工商日报》刊登《赣闽共匪全部分两路西移,一集团商防剿计划,罗朱两部集中彭部续到,两路西窜路径已被探悉》说:“查闽赣共匪准备倾巢西移后,其罗炳辉朱德各部主力,约五六万人,已集中梅林江,准备候齐彭德怀各部集中会昌之后,然后分批陆续向西移动,查其所窜逃路径,……一路沿梅林江西下经信丰而入赣南,窜湘粤边境,而出湘西袭萧匪西移之旧路,其余一路则以主力匪队由会昌雩都而西下,直出安远三南,准备经粤北各县而入湘南方面,该两路共匪并预定在湘西会合,然后分图黔川。”


  10月23日,香港《工商日报》刊登《赣南第一纵队发现共匪八万突围激战,详情由21日2时起,双方开始激战未息》说:“赣省共匪,自被中央东北两路军攻陷石城兴国后,长汀瑞金宁都已受包围,匪共深知残局告危,旦夕覆灭,非突围他窜,不足以苟延残喘,故朱毛彭等股匪,约8万人左右,于昨日暗离雩都,会昌,放弃老巢,实行向南路信丰,南康间冲出重围,窜往湘南,沿萧克共匪旧路图入川黔,联合贺龙萧克各股共匪,另谋发展,查南路军之安远、重石、版石、古陂、新田、韩坊、信丰、南康赣州之第一纵队全线防地,已于昨21日上午12时发现匪踪,下午2时,旋即发生激战,赣南各地烽火遍地,完全入于战事状况,截至昨22日正午,双方仍在混战中,胜负未分。”该文还提到:“查朱、毛、彭德怀各匪首,自决定放弃老巢,于昨18日即分别率其匪军,向南路军各地防线突围”,红军“于19日起,分三路向赣西移动,实行向信丰南康间突围,经湖南,转黔东,入四川……现探悉共匪志在冲破我军防线,然后方可从容过南康、唐江,出上犹、崇义入湘南,窜逃入川会合贺龙”。


  以上两条报道清楚地说明,中央红军尽管在转移出发前严格保密,行动时封锁消息,从部队调动到机关撤离也在夜晚进行,注意隐蔽,对部属只告知每天的行进路线和宿营地,但从开始战略转移后,国民党就对其从何地秘密出发及出发的人数和转移路径计划,掌握得一清二楚。由此也说明,绝非像有些著述所说,蒋介石事先没有发现红军转移的迹象。


  


  中央红军大转移的秘密军事行动,几乎是在国民党掌控下进行,其遭受重大损失也就可想而知了。国民党是怎样获得中央主力红军有关“突围转移”的情报呢?笔者认为:


  一是红军突围的行动意图被国民党察觉。7月,以寻淮洲、粟裕所率领的红七军团6000余人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赣方向东征、北上,目的是调动敌人,减少中央苏区的压力,便于主力红军突围;8月上旬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9700余人退出湘赣边革命根据地,向湖南中部西征,为红军主力的“转移”探路。尽管他们打的是北上抗日的旗帜,但蒋介石一开始就看出端倪:“北上抗日”实质是突围,红六军团的西征,是突围西进,以求与红二军团贺龙会合,攻取四川,创建新的根据地;“抗日先遣队”是主力红军突围的先头部队。


  9月25日16时,朱德致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周昆、黄甦、罗炳辉、蔡树藩,提到:“明26号及以后的战斗动作中,诸兵团应再高度估计情况,并检查自己的决心。一方面你们应给敌人相当的损失和抵抗,另一方面应很爱惜地使用自己的兵力,并且坚决避免重大的损失,特别是干部。”“在飞机轰炸、炮兵集中所威胁不利的条件下,及我们工事不十分巩固时,指挥员应适时放弃先头阵地,以便于我们阵地的纵深实行突击。”“应特别注意在战时中不间断地对于部队指挥,在失利时,应有有组织地退出战斗的计划。”(《朱德年谱》(新编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99—400页。)9月27日,朱德致电彭德怀、杨尚昆:“目前三军团及十五师基本的作战任务,是迟滞陈路军向石城前进,只在有利的条件下,以局部的突击消灭敌人的先头和侧翼部队,必须避免坚决的战斗,而首要是在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在战术上,你们应在每一个地区上进行运动防御,以完成作战任务”。并指出:“万一陈路军在这次的战役中能一下子占领我们所有的支点时,军委决定放弃石城。”(《朱德年谱》(新编本)(上),第400页。)各作战部队首长根据这些指示指挥部队作战和适时退却,被国民党发现了其作战意图。10月12日,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厦电总部息,四纵队6日进至河田东五里湖泊背,匪不战弃河田西退,我即占附近高山、河田在山下,已一空镇,我亦未进驻,现即在高山筑工事,并一部越过西追,据报匪亦有不战弃汀意。”10月16日,香港《工商日报》报道:“14日午前我周纵队克复兴国城,俘获无算,刻在清查中,匪第一第五两军团是役溃不成股,纷向龙江头及宁都方向逃窜”,“东路军连日均有进展,……长汀残匪确有弃汀西退模样”。10月17日,香港《工商日报》报道:“东路军于6日集全力进迫河田……讵匪竟不应战,于剿匪军进至距河田东五里之湖泊背地方,匪即全部向西溃退,东路军遂毫不费力,而收复河田,匪军既放弃河田。”


  中央苏区报刊的宣传,也会令国民党嗅出红军即将转移的气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9月29日刊登张闻天的署名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中说:“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四川红四方面军就是这样取得了空前胜利。”这将红军即将转移的计划间接地指了出来。在中央苏区发行的其他报刊,对此也有类似的表述。


  10月12日,周恩来按事先商量好的暗语,给正在与粤军谈判的代表何长工、潘汉年发去电报:“你喂的鸽子飞了。”(参见刘喜发主编《红军长征全史》第1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暗示红军开始转移了。这样的暗语使国民党粤方代表很敏感,加上10月8日粤方已得到在赣南的谍报人员关于中央主力红军可能转移的情报,两相印证,必然得出红军要转移的结论。


  二是国民党谍报人员获得红军拟突围转移的重要情报。据叛变的盛忠亮讲:“国民党的特务,有许多已经钻进党的秘密机关里了。”(王俊义、张树相、丁东主编《黄药眠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页。)香港《工商日报》10月10日刊登《粤方所得情报共匪七万集中瑞金,但向某方进犯尚未得确报,陈济棠李宗仁共商防犯法》说:“据某军事机关传出消息,月之8日晨,接到赣南某密探情报……现赣省共匪,日来纷纷调动开拔,现集中全力七万余人于瑞金县属,声势浩大……一说谓其欲向赣南窥伺。”可以清楚说明,国民党在中央苏区派有谍报人员,并于10月8日将探查到中央主力红军可能转移和已集结七万人的情报,报告给了粤军陈济棠。


  三是原红军第三军团第四师参谋长张翼投敌叛变,供述了主力红军拟突围转移。张翼于1934年9月29日晚趁部队从驿前镇撤退时叛变投敌。据10月17日香港《工商日报》报道,张翼叛变投敌后详细供述:中共中央和军事委员会人事变动和军事编制、武力配备及苏区已往及近来状况;1933年中革军委派潘汉年为政治代表,张云逸为军事代表,与十九路军订立协定;1934年蒋介石派大军迭次围剿,中央苏区损失极巨,中共中央遂集议讨论应对方针;周恩来操军政实权,计划作战者为第三国际所派之李德,总书记为浙江人留俄学生秦邦宪即博古;抗日先遣队以寻淮洲为军团长兼师长,乐少华为政委,以抗日为号召,企图由闽北入浙境,或沿杭江铁路进占温州海口,向浙皖边区发展,创建新苏区;红六军团由萧克统率西征,目的绕入川边,与贺龙部汇合;中共中央与中革军委已知赣南不能立足,决以持久运动防御战,以滞国民党军前进,乘虚侧击,如长汀会昌兴国宁都石城均不保,则由会昌出信丰,入南雄,绕走湘南,而入川省;中革军委认为国民党南路军所筑防御工事系一集团军所筑,并未成线,易于突破;中革军委拟留一部分红军及地方军事力量,于主力红军突围时,箝制国民党军主力,由周恩来殿后统率远征;中央军委会于9月调集湘南粤北官兵,作严格训练,为突围转移时作准备等等。


  四是上海中央局负责人和电台工作人员先后被捕叛变,泄露了主力红军拟进行突围转移的消息。从1934年2月起,共产国际在上海远东局的同志,面对中央主力红军反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失利,不断地向共产国际去信或去电阐述中央根据地的危急形势,中共中央也于1934年5月15日正式向共产国际报告和请示:“我们只有保卫中央苏区到最后,同时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28页。)6月2日和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又先后收到驻远东局代表赖安的书信,信中提到“根据江西、福建地区最近的事态发展,特别是注意到中央红军蒙受的一系列惨重的军事挫折和损失,以及因此中央苏区根据地的缩小,可以推测,如果中国其他地区的军政形势以及国际因素不会导致发生‘出人预料的’重大冲突,以后几个月在阶级力量对比和政治重新组合方面也不会导致发生重要变化的话,那么在最近的将来,可能是秋天,中央苏区红军的主要有生力量将不得不放弃江西、寻找出路和在湘川方向寻找发展苏维埃运动的新的地区”(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132页。)。6月16日,中共中央的报告得到共产国际来电正式批准:“我们完全赞成你们目前根据对形势的正确评价而实行的计划。”(《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143页。)9月17日,博古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中说:“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我们的总计划决定从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251页。)这些电报都是通过中共中央设在上海的电台发出的。而1934年6月26日和10月5日,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李竹声、盛忠亮先后被捕叛变,中共的许多重要文件被国民党查获。10月7日至10日间,中共在上海的三部电台全部暴露,与电台有关的人员也被捕叛变。这样中央苏区有关战略转移的重要情报落入了敌手。盛忠亮叛变后,还不断地策反被捕的中共党员说:“江西的红军打了败仗,已经站不住了,要准备大撤退。”(《黄药眠口述自传》,第228页。)被捕叛变的原上海共青团中央局组织部长李一凡,也在监狱策反被捕的中共党员说:“江西苏区的红军,也打了败仗,不仅打了败仗,而且想撤出江西苏区向北逃。”(《黄药眠口述自传》,第256页。)投敌叛变的原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也说:“还可以告诉你一个消息,就是,自夸为江西苏维埃区的伪政府,已经垮台了,红军已经溃不成军。而且我们把你们上海党中央局的电台也接收过来了。你们的通讯的密码我们也知道了。上海共产党中央局电台的工作人员,已经全部被捕,他们已经觉悟过来,站在国民革命的立场了。”“现在他们正在同苏区的电台通讯,我们做了个假情报,指示他们后退的方向,让他们开进到我们布置好的阵地里面,然后加以四面包围,让他们全军覆没……”(《黄药眠口述自传》,第240页。)为此共产国际联络部部长阿布拉莫夫于1934年10月18日从莫斯科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请立即停止与上海的无线电联系。你们的电台,包括备用电台和密码,已经被警察掌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281页。)这些都说明,上海地下党遭受破坏后,中共中央有关战略转移的重要情报被泄露。

责任编辑:武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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