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omi Standen:二战后英国的中国史研究

2011年08月25日 10:0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17期 作者:[英]Naomi Standen 浏览: 我要评论 字号:

 

 

  目前,英国有100多所大学,其中有20所向本科生开设中国历史课程。但在10年前的英国,中国史研究和历史研究是两回事,中国史的教研活动并非从属于历史系,而是从属于东方研究(Oriental Studies)院系。东方研究的领域通常包括东亚、西亚和南亚,研究的重点是东方的古代文明和古代语言,其中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被称为汉学家,他们的研究被称为汉学。

  自19世纪起,汉学研究通常是从学习汉语言文字开始的,理解文本的含义花费了研究者们大量的心血,而他们对文本的背景研究则相对保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研究者们局限于前人汉学研究的既定法则和视角,使得英国汉学忽略了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英国汉学家们的主要研究兴趣是诸子百家,尤其是儒家学说。

  二战后:英国学者在日本学习中国历史

  二战期间,英国政府逐渐认识到掌握东亚语言(尤其是汉语和日语)的重要性。战后,一些曾在远东战场上学习过汉语的军人们开始到大学中从事汉语教学。到了20世纪60年代,英国共有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杜伦大学、爱丁堡大学以及利兹大学等六所大学在东亚研究院开设了汉语课程。这几所大学的汉语教学材料来自于中国文学和哲学的经典著作,同时也开设一些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相关课程。总而言之,这几所大学汉学教研的核心思想是,如果不掌握汉语的话,就无法从事汉学研究,而这实际上就是拒绝向那些不愿意花费时间学习汉语的人传授有关中国的知识。

  在这几所大学里的学者们有一些对中国历史研究产生了兴趣,在此期间,英国成为国际上研究唐代文明的中心。但1949年后,英国学者想去中国访学研究变得十分困难,他们只能研究当时在英国的固有史料,例如在大英图书馆中收藏的敦煌文明的材料。此外,当时的许多研究者们把目光转向日本,在日本学习中国历史。因此,他们也受到了日本学者们的影响,着重研究唐代的经济史和政治史。这一影响在英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论题、论文中的参考文献及脚注中都有体现,重要的例子便是Denis Twitchett和Edwin Pulleyblank。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二战后的几十年里,中国历史研究一直没有归类为历史学学科范畴,而是属于汉学研究,汉学和历史学这两个领域的学者也少有互动。汉学家们对英国历史学学科的进展并不关心,而各大学的历史系也往往忽略了对中国历史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院系改革 新型专业创建

  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这一情况终于开始发生变化。在此期间,中国的改革开放引起了英国的重视,英国政府对中国潜在的巨大商机充满了兴趣,他们对于了解中国的需求也更加强烈,因此,研究语言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于是,英国政府向汉学家们提供更多的大学教职机会,也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

  这些变化都发生在东方研究院系里,因为在当时,东方研究院系是大学里唯一有关中国的部门,但不久以后,很多学校对此进行了改革,“东方研究”(Oriental Studies)被更名为“东亚研究”(East Asian Studies),改革后的东亚研究院系只从事中国、日本和韩国研究。

  同时,一些学校开始各自制定对中国研究和东亚研究的不同方针,原有的院系力量增强了,一批新的专业创建了起来,比如在纽卡斯尔大学、谢菲尔德大学、威斯敏斯特大学;研究中国的专家们开始向不同的院系分散,如人类学、政治学等,但仍然没有中国古代史。

  21世纪:中国史研究合并至历史系

  20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英国的世界历史研究的路径开始扩大,英国大学里的历史系也开始扩张原先的研究版图。许多学校的历史系里至少有一两名教职人员专门研究西方世界以外地区的历史;中国历史学也逐渐开始从东亚研究院系分离出来,合并至历史系。如今,研究中国历史的史学家遍布在英国的20所大学的历史系里,而在2000年以前却寥寥无几。

  目前,这一数字仍在继续增加。在20世纪60—70年代,英国高等教育大发展时期新建的一批大学里的教授们如今很多都到了退休年龄,这为新生代学者们提供了入职机会。在历史系里,年轻学者的加入也为历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他们对中国历史的研究,目前还是集中于1800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