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衡哲:用心聆听 捕捉历史的声音

——访美国维思里安大学教授舒衡哲

2013年07月10日 09:0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7月10日第473期 作者:本报记者 褚国飞 浏览: 我要评论 字号:

【核心提示】“记忆”超越时空,它让我们尝试着用心灵倾听,与历史对话,捕捉已逝去的声音,让我们有机会从历史碎片中再临历史现场的鲜活,有幸发现历史更深刻的一面。“记忆”还能让人们反思心灵,重获活力。

 舒衡哲(Vera Schwarcz),生于罗马尼亚,中国史研究学者、诗人。获美国耶鲁大学硕士学位和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特别是五四运动史和犹太史研究。现任美国维思里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东亚研究弗里曼讲席教授(Freeman Chair Professor)。曾获古根汉基金奖(Guggenheim Fellowship)。


    1979—1980年,她曾作为首批美国留学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除了历史研究外,她还写作诗歌和短篇小说,著有8本专著和5本诗集,包括获奖的《在断裂的时间之河架桥:论中国人和犹太人的文化记忆》(Bridge Across Broken Time: Chinese and Jewish Cultural Memory)、《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张申府访谈录》(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 Conversations with Zhang Shenfu)、《鸣鹤园》(Place and Memory in the Singing Crane Garden)。诗集包括《记忆之园》(In the Garden of Memory)、《园林短憩》(Brief Rest in the Garden of Flourishing Grace)、《记忆之凿》(Chisel of Remembrance)、《灵》(Ancestral Intelligence: Improvisations and Logographs)。

 在时隔60年后的1979年,中国开始重新评价五四运动,幸存者也开始陈述往事,把对“五四”的记忆留给后人。也就在这一年,当时已研究了10年五四运动的美国学者舒衡哲也终于来到中国大陆,在之后的5年时间里倾听步入暮年的“五四”一代的声音,开辟了她“五四”研究的新路径。

她是一位睿智的学者,是一位情感充沛的诗人,更是一位善于聆听的人。对沉默的倾听,对弦外之音的感悟,使她的“五四”研究独具一格。在采访中,她告诉记者,30多年来让她一直铭记在心的,是“五四”一代在讲完那段过往之后陷入的沉默,其力量甚于语言。

1 倾听“五四”一代的回忆

《中国社会科学报》:你从1969年就开始研究五四运动,当时是什么吸引了你?

舒衡哲:20世纪60年代末,我开始研究五四运动。作为一个从共产主义国家罗马尼亚移民到美国的人,我对知识分子的革命潜力一直以来都非常着迷。1969年大学毕业后,我突然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和知识分子问题感兴趣。而周策纵先生关于“五四”的书带给我灵感,五四运动激进的政治寓意吸引了我。

虽然那时我还从未到过中国大陆,但我已经开始学习汉语,并研究五四运动。在我当时年少天真的理解中,“五四”似乎“证明”了让-保罗·萨特 (Jean Paul Sartre)和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所有左派理论。在斯坦福大学写的有关中国史的博士论文中,我也大量引用了激进知识分子的理论和文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时隔10年后你再一次来到中国大陆,这对你的研究有什么意义?

舒衡哲:刚开始研究“五四”时,我太过理想化,而且总是把老师告诉我的关于胡适等人的故事信以为真。1979—1980年,当我终于到北大学习的时候,我开始走访从“五四”时期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当时我已是“中国史教授”,但我对中国的理解还很抽象,因为我只在1977年到过一次中国,在中国待了两个星期)。这些知识分子当然也是“文革”的幸存者。从张申府、梁漱溟、叶圣陶、俞平伯、冯友兰、周扬以及其他思想家那里,我亲耳听到他们对各种思想、知识分子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战争革命年代在中国推行“启蒙运动”的叙述。我最初那本有关五四运动的书因此变得更冷静、更平衡。

 

2 “记忆”超越时空  再现历史的鲜活

《中国社会科学报》:你的研究以“记忆”为主,在特殊年代,你是如何叩开紧锁的大门,设法获得这些珍贵的“记忆”的?

舒衡哲:我来到并住在中国大陆,这个决定很快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值得去做的。这一切始于为“五四”研究做一些采访。拜访“五四”一代幸存者的步伐走得很缓慢。刚开始,在一个处处受限的特殊社会环境里,“五四”话题依然敏感,因此,作为一个外国人,我被礼貌地谢绝参与一些研讨会,只能徘徊在外。然而,在北大学习与生活期间,我却有机会与经历“五四”的人接触。随着与他们友谊的渐渐深厚,且我的汉语不断进步可以让聊天顺畅起来,我们彼此间逐渐建立起了信任。我最终得以叩开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的大门,到他们家中聊天,他们也开始敞开心扉地与我谈话。

张申府成为我口述历史项目的首位采访对象,随后,我还有机会采访了冯友兰、朱光潜、叶圣陶、许德珩、梁漱溟,和郑振铎、顾颉刚以及朱自清的孩子们。

我深深感受到,这些直面困境的个体,曾渴望在中国开展启蒙运动,然而这种渴望却遭受了现实的无情扫荡。他们的回忆和对现场细节的再现,让我的研究开始离开大段大段的理论,让我冷静下来去聆听,聆听个体零碎回忆背后的真相,聆听不同于书面材料的鲜活的口述历史。我也体会到,这些年迈的中国知识界幸存者在与我谈话时,怀有一种不寻常的热情和开放的态度。这不单单因为我能用流利的中文与他们交流,还因为我的成长经历,使我们能相互理解。正如张岱年教授在我们的一次交谈中所说的:“因为你是犹太人。你更理解中国知识分子。因为你们的民族也同样遭受苦难。咱们是知音。”

《中国社会科学报》:口述历史有其形式上独有的特点,记录“记忆”为你的研究带来了什么?

舒衡哲:“记忆”让我拨开书面材料和理论知识,有机会窥探到个体直面的历史真相,让我对历史的分析更加冷静。记忆的主题,包括个人的和文化的,不断在我的研究中出现。在写完《中国启蒙运动》10年后,我写了《在断裂的时间之河架桥:论中国人和犹太人的文化记忆》一书,以填补犹太文化记忆与中国文化记忆之间的个人和历史联系,同时也是为了回应张岱年教授的启示。还有我的一本个人诗集《记忆之凿》,也是对中国文化和犹太文化间个人与历史的探寻。

甚至在我上一本书《鸣鹤园》中,也回到“记忆”这一主题。当我发现自己身处一座19世纪花园的门口时,记忆便不断涌现。我再次尝试聆听,聆听已经被人遗忘的堆满了记忆碎片与哀鸣的某个角落发出的声音。口述史、思想史和园林史指引我们去倾听“那些已经无法开口说话的人们发出的嘶哑的声音”,帮助我们掀开了鸣鹤园曲折的历史赋予这所花园的特殊寓意,成为反映历史和语言的载体,娓娓道出了记忆和废墟如何通过个体和文化实现其精神上的复活。

长期以来,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始终相信学习过去、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碎片中厘清头绪,能够丰富我们自己。我们始终无法圆满捕捉或传达自己所处的时代,但历史教导我们全新认识已发现的碎片,这是学习历史的魅力。“记忆”超越时空,它让我们尝试着用心灵倾听,与历史对话,捕捉已逝去的声音,让我们有机会从历史碎片中再临历史现场的鲜活,有幸发现历史更深刻的一面。“记忆”还能让人们反思心灵,重获活力。 

责任编辑:梁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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